新书推荐｜姚丹编《钱理群研究资料》

姚丹编：《钱理群研究资料》

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目录 

钱理群学术纪事

辑一：生平自述

钱理群：八十自述

钱理群：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后记

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

钱理群：《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钱理群：我的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摘要）

钱理群：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摘要）

钱理群：我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摘要）

辑二：学术访谈

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钱理群、唐小兵：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辑三：研究文选

洪子诚：热情与怀疑——致敬钱理群

赵  园：话说老钱

王得后、黄子平、孙 歌、戴锦华、赵京华等：大时代与思想者

——“钱理群作品精编”座谈会实录

汪  晖：钱理群与他对鲁迅心灵的探寻

解志熙：两难而两可的选择——也谈鲁迅“心灵的探寻”

王得后：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

王乾坤：中国的堂吉诃德们

薛  毅：试谈钱理群独特的学术个性

吴晓东：钱理群的文学史观

路  杨：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李浴洋：承担意识与行动精神——“钱理群鲁迅”的提出及其核心义涵

姚  丹：鲁迅研究的“现世性”光辉

李云雷：钱理群的“双重反思”

孙  郁：晚年钱理群的第二课堂

陈平原：老钱及其《安顺城记》

王德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

辑四：资料编目

钱理群自述文章目录

钱理群发表文章目录

钱理群著作目录

钱理群编纂书籍目录

钱理群研究资料目录

      内文选摘      

大时代与思想者

王得后、黄子平、孙歌、戴锦华、赵京华等

整理  卫纯

按语：二〇一四年十二月，《读书》借“钱理群作品精编”出版之际，召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与会学者围绕“周氏兄弟与中国现代文学”、“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等议题展开讨论。其目的是以钱理群为个案，将视域尽可能打开，从而观照文学、历史、思想、方法、主体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将有代表性的发言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王得后：别的话不多说，谈谈对老钱的三点印象：一是有特操的知识者：无论逆境、顺境都坚持不懈，敬重鲁迅，走近鲁迅，心无旁骛；二是有担当的学者，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醒看到天下与国家的区别，对肉食者有高度警惕，拒绝作王者师；三是有充沛的旺盛的澎拜激情，以鲁迅为原点，传道授业解惑，把自己投入进去。但有一个缺陷：喜欢作宏大结论。要注意：作为结论的依据的事实与史实要慎重全面梳理，防止断章取义。鲁迅在不同时间、不同对象有不同说法，不能忽略其丰富性与复杂性，还有必须考虑的“例外”。 

赵京华：我认为钱理群虽然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有不小的转向，但鲁迅和周作人这两大思想资源却一直存在着。比如《心灵的探寻》里提出的“历史中间物”议题（当时汪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在八十年代中国鲁迅研究大转折的时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议题的提出，又带动起对鲁迅“反抗绝望”式战斗精神的重新理解和把握，以及知识分子如何从反省意识出发而坚持解剖社会更解剖自我的立场。实际上是给后来钱理群主体投入式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借鉴。我感觉钱理群把鲁迅精神深深接续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来，以鲁迅为标尺和参照，来批判反省我们这个大时代的种种问题。

关于周作人，我最近又重读了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我发现一九三四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风雨飘摇的大时代，周作人作为那个大时代的知识者在这一年也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但是在苦闷中，他相对于鲁迅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他从十字街头回到象牙之塔，在求知解惑、冷眼观察中将东西方知识化成思想的智慧，写出一篇篇优雅的文章，坚守住知识分子借知识来思考现实问题的专业立场。钱理群这一章写得非常投入，而且是非常深地体会到周作人作为现代中国知识者的既苦闷挣扎又要往前走的心境。一九三四年的周作人在钱理群笔下被写活了，写出了生动的味道。我又算了一下，在一九八九年写《周作人传》的时候，钱理群正好五十岁，五十岁的作者去写不惑之年的周作人，有一种心灵的撞击和真诚的体验。因此我觉得在钱理群整个学术研究和思想中，既有鲁迅深深影响的痕迹，也有周作人那种精神追求。

钱理群能够以鲁迅和周作人为思考的原点，走出一条独立的学术和思想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条扎根中国历史和社会本土的道路，和我们现在的学者依靠西方知识来讲话是不一样的，这是他的独到之处。钱理群所走的这条道路，抓住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那就是革命、社会改造和知识分子主体性。我觉得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能够坚守批判的立场，在孤独痛苦的思索中去追求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鲁迅、周作人的阐发、接受、继承，甚至超越。尤其是他九十年代以后关注社会问题，特别是对西部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注意去收集、挖掘、梳理民间思想史，这些将思想、将学问化成实践的行动，当年周氏兄弟也没有很好地做到。

三十几年来，钱理群在学术和思想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未来如何继承和发展？我们前不久在海口开了一个会，戴锦华老师的发言很震撼，她讲什么是大时代——那就是生物技术发达、信息爆炸和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时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不再追求事物的因果关系，而是注重描述。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对因果关系的追求，我们才有了反思，才有了整个思想运动的展开。如果二十一世纪新的大时代到来，却没有了对因果关系的追问，那么“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份遗产，包括钱理群这一代人所做的工作，在二十一世纪的青年那里如何得到评价和接受，的确还都是未知的问题。 

吴晓东：我从钱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说起。十多年前钱老师就跟我说，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身份，而最让我望尘莫及的也正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事无巨细的了解。他不仅精通周氏兄弟，而且对现代文学史各个领域和现象都有兴趣。有人曾经评价说像我这一代年轻学者的问题之一是占有的文本量太少，或者简单地说读的书太少，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食——比较喜欢读精彩的文本，对二三流作家注意不够。从做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的意义上看，这种偏食会有问题。每次跟钱老师讨论一个文学史现象，他都能提供一系列相关文本的链接，用我的说法是钱老师相当于在网络时代之前就出现的现代文学领域里的“度神”。

更重要的是，钱老师表现出在文学史方法、观念方面的自觉，他每本书几乎都在寻找突破，比如通过一种剧场和广场艺术的参照模式来研究曹禺话剧，比如《1948：天地玄黄》开始更自觉地探索所谓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和叙事形式的实验。我个人认为在他一系列文学史书写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本是他九十年代初合作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钱老师特别主张回到文学史的现场，强调文学历史的偶发性、特异性、衍生性等特质。用钱老师的话说，就是要努力寻找能够照亮每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和单位意象，或者是典型现象，比如强调冯至在大后方“森林小屋中的沉思”，比如用“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概括张爱玲，等等。可以说，这本文学史把这种方法发挥到了某种极致，也使钱老师的文学史理论表现出一种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甚至这时他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所谓“大文学史”的观念，开始把现代传媒的产生，像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等文本外的因素都纳入到文学史的思考环节和叙述视野中。这在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得到了完整的呈现。

我比较关心的是，钱老师这些文学史写作是怎样跟他的全部研究、全部著述，包括周氏兄弟研究建立了一种整体性的？我注意到钱老师近来用的一个概念叫生命史学，强调文学史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是活生生的，是和知识化与技术化的文学史相区别的，这就是所谓的有生命的文学史，有生命的文学研究。所以钱老师差不多所有的研究都强调所谓的个体史或个体的生命史，想讲述的也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其中有丰富的人和人的生命互动，还有复杂的关系，背后就是文学和政治、社会、教育、出版、思想、文化、学术这样一种有机的联系。这是他坚持文学本位的结果，他通过文学性抵达了历史中的人的存在维度，其文学史观念的核心部分叫做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和分裂。换句话说是把困境看成历史中的人的某种本体，这一困境也就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中的固有成分。我尤其看重钱老师的一个概念叫“有缺憾的价值”，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意味着思想和价值的非本质化。钱老师这些年的努力也使鲁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诸多命题重新获得了历史性，使人们看到了历史的未完成性，以及历史如何在缺憾中为我们呈现珍贵的价值依据。

孙歌：我前两天偶然读到了一篇俄罗斯学者的文章，认为今天的前苏联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已经没有真正的功能了——功能是承担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的道德责任，承担传承文化与正面价值观的责任。而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除了在学院里边贩卖一些半真半假的知识外，已经失掉了功能，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终结”了。

今天中国知识界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早在“五四”之前、在清末就开始了。当然不能说它是“知识分子的终结”，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转变。因为在清末中国社会面临大转变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结构性变化已经发生。传统社会中支撑着政治、道德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中坚群体就是士大夫。一直到传统社会解体之前，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历史位置是相对明确的。士大夫和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可以直接对接的关系，从士大夫当中产生可以从事国家政治治理的王朝大臣和官僚群体；它和道德承担的关系也是相对明确的，士大夫是启蒙者，是通过各种教学活动向民间灌输道德观念的群体。同时他们还承担基层社会运作的责任，这就是所谓乡绅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在进入现代这样一个转型期之后，其实都被打破了，甚至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群体这个事实也不再能够充分成立。现代知识分子不但开始四分五裂，而且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个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面对的困境，恰恰是如何在一个新的、尚未定型的历史格局当中重新确立曾经由传统士大夫承担的三重责任，或者说重新定义自己的功能。而这样一个课题，在鲁迅那儿就表现为他作为历史中间物所产生的激烈的、悲观的，甚至是包含了内在张力的问题域。

鲁迅思想作为精神营养，被钱理群转化为他特有的透明的、天真的，但又充满怀疑的精神特质，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它归结为钱理群的个人担当。读到俄罗斯学者的这篇文章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钱理群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里，用自己的方式，在回应同样的重新寻找知识分子在今天历史结构当中位置的历史课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钱理群表现出来的困惑、自我否定和自我坚持，乃至于自相矛盾，这种思想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代表性。今天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当中的一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非常确定地去辨认我们和政治的关系，和道德承担的关系，特别是最后一重：我们和现实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关系。

我认为新文化运动面对的最大困境首先是这最后一重关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去观察新文化运动主流所倡导的理念，考察这些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错位的关系，这也是在今天重新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功能的潜在需要，我觉得恰恰是钱理群的精神史叙述，可以把我们引向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原点的讨论。作为个案，钱理群凸现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困境：他试图面对复杂的时代课题，但是他能够使用的工具是粗糙的和有限的。钱理群用他的实践去弥补这样的缺憾，他在贵州基层的实践和他与年轻人的对话，都是他身体力行地思考的结晶。我们感觉到钱理群大于他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人格、他的感觉很难被他写作时使用的分析工具所穷尽。作为五四之子，钱理群遇到的难题不也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人无法回避的困境吗？而他面对困境所表现出的诚实、热情与执著，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质，正是最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财富。 

戴锦华：我想非常粗浅地来说几个感觉。我们很多人对老钱的印象是他永远在愤怒，他是个愤怒的人，他永远拍案而起，他永远在大声疾呼……与之相应的是另一种描述，大家说老钱是永远年轻的。我误以为他是我们同学，从他七十年代末期求学到在北大任教，直到今天他始终和形形色色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走在一起，他是青年导师、青年偶像，却从来不具有青年导师的那种自我感知，或者是造作。而相反，他是用一种和年轻人同样年轻的状态去参与到年轻人的行列当中。而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每个人置身其间的最大困惑是我们好像从未年轻就已然老去。正是这样的体验，让我们知道老钱的状态是多么的宝贵，也知道他是多么的特殊。

但是我所要说的还不是他的特殊。我们能见到老钱和周氏兄弟精神上的联系，也很容易看到老钱和他们在精神追求与表达上又是何其不同，而我更倾向于这个不同。可能老钱并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不同”，能够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受到马克思主义呼唤和感召的知识分子等情感结构、知识结构联系在一起。这种结构很难用“批判知识分子”来概括，它代表着二十世纪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也不是左拉意义上的批判知识分子；他敢于背叛，他不断地在背叛自己曾经拥抱、认同的一种所谓的原则逻辑。因为他用这样一种背叛来达成对自己现实承诺的完成。

所以在我看来，钱理群与鲁迅不同，与我们不同，当然与年轻人所描述的更为不同。因为在那些表述看来，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可爱”。他太可爱了，他老是这样自我矛盾和自我否认，在他们看来这是十足的可爱；而我想回到的一个问题是，有人说“小时代”的人们需要老钱；我想如果“小时代”的人们真的需要老钱，不会仅把他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或者把他作为一个很可爱的老头来热爱。相反的事实是，我们生逢的是历史不断坍塌的“大时代”。这种坍塌是能指脱离了表意系统，是社会文化象征秩序整体想象的坍塌。我希望老钱是一个解读的力量和质疑的力量，不是一个重新飞扬的符号，而加入到坍塌的扁平的图景当中。 

黄子平：老钱几十年的写作，“知识分子精神史”是他的核心命题，当然由于专业训练，他只能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在文学的视野里研究。我不太喜欢“精神”这个词，这个词当然是从德国古典哲学而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精神现象学”），其实老钱经常变换这个概念，有时候叫心灵（“心灵的探寻”），有时候叫思想（“民间思想部落”），其实叫它“精神史”有点勉强，“心灵史”更确切一点，或者鲁迅说的“魂灵”，魂灵史。

魂灵或精神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很难落实。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所以作家就成了最好的研究对象，因为他有文字有表述，“言为心声”，有迹可寻。老钱看见作家的日记、书信发表就很激动，连郭小川的检讨书，林昭的狱中诗剧，都觉得很珍贵。可是文字未必是透明的中介，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时候文学分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修辞分析，叙事分析，慢慢把魂灵勾勒出来。

另一方面的困难是怎么样把它放到一个时间脉络里，作为一种历史的精神来描写。老钱在他写学位论文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办法，就是把时间转化为空间，即所谓周氏兄弟的道路选择。知识分子空间位置的选择：兵临城下的时候，苦茶先生要不要南下？天地玄黄，走还是不走？很多人以为选择是简单的事情，站在未来的胜利者（“绝对精神”）一边就是了。幸好老钱一开始是从鲁迅《野草》入手，这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分析空间，因为《野草》恰恰是描述不同空间之间选择的困难，比如天堂、地狱、深渊、光明、黑暗，等等。我们相信在黑暗里是死定了，从来没想过你也可能会死在光明里。

老钱的一个重要写法是把自己写进去（“我的精神自传”），这是要求理性、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的大忌，但又是“五四”传统之一，你只要想想胡适拼命劝朋友们写自传就知道了。从老钱一再强调的“典型形象”“单位意象”等方法论的角度，你觉得老钱是强烈意识到他的“自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同时我还要指出老钱做的很重要的工作：通常我们只研究“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把小知识分子四舍五入了；老钱、吴福辉，都当过中专老师，他特别关注中小学老师的精神历史。中小学老师不得了，他们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思想、精神著作，但是在每日每时的教育实践，就是葛兰西说的有机知识分子。

我虽然不作这方面的研究，但还是老钱的忠实读者（读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他写的速度），也常常想到精神史“写法”问题。譬如“知识”在现代读书人的人生选择那里到底怎样起作用？他所掌握的何种“知识”（或者更福柯地说“他被何种知识所掌握”）令他如此“行”？是何种“认知范式”左右了他对世界、历史、现实和民众的理解？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为使命，他们最大的毛病也在于常常以为掌握了真理就可以改天换地。所以写知识分子史，不得不仔细琢磨现代中国“知识—真理—权力”这些范畴。   

旷新年：我认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钱老师的道路。钱老师是属于20世纪的，如果要给钱老师一个定义的话，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是一个受难的群体，在客观上赋予了崇高的地位，1957年反右开始了，它成为了重大的历史教育，它对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国民族的心理都产生了巨大的风险。1957年的反右不仅摧毁了这个民族的精华，因此摧毁了这个民族的思想和人格尊严。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葛兰西有关，葛兰西在一本杂志里首先把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阶级，作为近代社会运作的枢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俄语词和最早发生在俄国，在俄国形成了强大的知识分子现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在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转型的过程里面，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和启蒙叙事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同时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非常复杂，在20年代就有要杀知识分子的说法，20世纪正是一个向西方现代文明转型的时代，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只是革命的先锋又是革命的对象，这也是他们的命运和遭际复杂性之所在。

在传统里面文学知识分子具有扩的视野，处于知识的前沿，相比之下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极端无知的状态，现代知识分子切断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虚拟经济和符号经济的时代，经历最大的腐败，好多人腐败发生在金融的领域，文学领域有涉及腐败的小说。今天的文学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是极为可怜和贫乏的，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他们根本不可能具有拥有正面强攻的知识能力。在“文革”结束以后伴随着新启蒙运动，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中心，许多人都将新时期作为“五四”的重塑，现代文学成为了80年代的显学，比如赵园老师的专著，说我最强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生命和知识、思想与学术的统一，这是80年代的特点。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在钱老师的学术研究中具有奠基的意义，但是对于钱老师老说，鲁迅和周作人不见得是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内心的选择。钱老师选择鲁迅和周作人，因为他们是新知识分子典型意义的代表，知识分子研究奠定了钱老师当代文学知识研究的核心。 

贺桂梅：我想就钱老师的《我的精神自传》来谈谈我的阅读感受及问题意识。我认为《我的精神自传》一直在谈的，其实是在主体实践的视野内描述并分析如何做“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大致是一种叫“思想史”或“精神史”的路径。我曾经在研究中尝试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跳出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即在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关系里看一群叫“知识分子”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如何以“知识”的形式构造出来的，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我发现有了这个“跳出”的过程之后，再重读钱老师，觉得更能理解他。跳出之后才意识到，在当代中国实践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如何“做”才是最重要的。

“批判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今天变得很可疑。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是不是已经终结了？许多时候人们谈论“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指一个职业的概念，或一个社会阶层的概念。而所谓“批判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也就是在社会上扮演一种批判者的角色、行使一种批判功能。刚才孙歌老师谈到传统士大夫的三重责任所对应的三重社会结构，只有在那种落差性的社会结构关系里，“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才能行使教化或批判的功能，才能产生社会作用。我想，这是我们在谈论“知识分子”及其“批判性”时需要理解的一种社会结构视野。

钱老师关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理解，是从鲁迅那儿来的，叫“真的知识阶级”，或称“精神界战士”。他在书中做了两点界定，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批判”，第二是“永远站在弱势一边、底层一边”。这是我自己非常心仪和向往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呈现了知识分子批判主体性的精神状态。但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知识分子”在今天可疑的位置（作为一个批判性群体它是否已经历史性地消失），还有这里的“批判”到底是什么意思？“批判”就是“反对”吗？那是不是说只要有什么东西来了我就反对它，或者我一直在反对我以为的那个主流的社会权力结构？如果是那样，很可能造成一种后果，就是你永远处在你所反对的那个权力机制的对立面上。因此，“批判”的涵义从来不是自明的。

重读钱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福柯提出的“什么是批判”、“何谓启蒙”。这并不是要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而是当我们从五四资源里谈“知识分子”、谈“批判”、谈“启蒙”的时候，这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内在于中国社会，也内在于钱老师的精神结构。福柯关心的不是如何反对一个东西，而是这种批判和反对怎么有效。所有的思想批判活动都没法离开各种具体的权力体制，真正的问题不是和权力划清界线，而是怎么用你的方式来调用权力机构，使行动变得有效。我认为钱老师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在不断地“做”：他的学术研究、介入中学教育，以及他最近这十多年来参与以青年为主的社会运动。他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什么是批判的知识分子。这就使他具有了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全部丰富性。

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是否准确：我认为钱老师经历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跟启蒙、革命和他后来提出来的命题有关。谈启蒙问题的时候，他一直在谈学术和生命的关系，学术变成了他一个自我构造、自我实践的方式。这里有一个悖论：他谈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会涉及启蒙的权力结构，涉及民众、民粹主义等问题。可以说，钱老师这时还是在“五四”的意义上谈启蒙，背后有一种康德式的批判框架：他没有质疑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特权位置，这个位置是以知识的合法性表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启蒙者只要接受“真理”就可以了，他不关心这个真理背后的权力或“真理的政治学”。而革命与此不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革命要回应的就是知识群体如何参与社会实践的问题，知识分子怎么可以被纳入到社会运动和社会构造里面去。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暴力和压迫性的东西，使钱老师有一种痛苦的历史记忆，所以在八十年代，他一直要反思的问题是这场革命怎么使知识分子丧失了主体性？而他力图通过启蒙的方式找回这种主体性。

我发现越到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钱老师参与和介入社会问题的时期，他开始进入到某种革命性实践的逻辑里。他提出来了一个命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叫“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某种意义上这变成了一种福柯式的启蒙。在理解了知识、权力与主体的历史性关系之后，“策略”或伦理性的意愿开始变得格外重要。这意味着尽情地运用理性去剖析现实如何历史地构成，同时在种种权力机构的复杂关系中，寻找实践自由的可能性路径。我觉得钱老师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也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用“大”和“小”不太准确，改成“想大问题做具体的事情”，可能是更符合钱老师的工作状态吧。他持续坚持的探索和这种实践的丰富性，是我们后面这几代人都难以企及的。关心他怎么做、如何实践，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历史与知识群体丰富性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意识到，在如何做背后的那个我以前轻视的伦理性愿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要”做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愿望，所有的问题都不用谈。 

程凯：什么是大时代，大时代的特质何在？一方面，“大时代”是“易变”的，且“变化莫测”；于是，大时代中的人也易变，尤以知识分子为甚。由此，钱老师被认为最值得表彰的品格是有“特操”，于时代变幻中有坚守、不随波逐流。然而，我想钱老师还有突出的另一面，就是他的“变”。就此而言，其特操非“狷介”，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且相对于“有所不为”，他的操守更体现在不断于“有所为”中实现、转化他的价值信仰。或许只有理解其变的轨迹和方式才能抓住他那个不变的魂。

钱老师对自己的“变”颇为自觉，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进行一番自我总结，清理自己正在做的事，检讨自己的思想，并对未来做一番规划。大凡开始总结时就意味着他要“变”了。只是，这些陈述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变”的线索，可另一方面，又似乎不能完全当真。因为钱老师发言、做事与自我整理的意识中包含着成分复杂的因素、动力，这使得他的发言、做事总在一种矛盾张力中推进，甚至单凭其自我表述也不足以完全呈现这种运动的逻辑。

近些年，钱老师出版了一系列当代史研究著作，包括他的个人精神史，他的家庭史。这使得我们有条件把钱老师当作一个历史对象来看待，而充分意识到钱老师人生经历所对应的整个当代史的起伏波折。只有还原到这一层面，“思想者”和“大时代”的关系才获得了某种具体性。而且，钱老师身后的“大时代”不是一个单数、同质的“大时代”而是交替相生的一系列“大时代”。每个时段之间存在着醒目的断裂，彼此之间又构成断裂性的连续。而对身居要害的青年知识分子，每个时代都曾提出它的正面要求，并以自己的力量塑造他们。这意味着，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被不同的时代要求所持续打造。许多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为牺牲者、落伍者或随波逐流者，而钱老师的特质在于持续对同时代要求当中积极、主动与有思考力的方面开放，按照每个时代要求当中最进取、创造的方面来塑造自己。其变非逐利式的变，而是担当式的变，他在这种变中取得与时代一同摆动的品质。

这种与时代互动的方式中包含着难以消除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孙歌老师刚才说的从士大夫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处理的三重关系：政治、道德与现实社会。即便对传统社会的士大夫而言，这三重关系也是在矛盾中推进的。当它转化到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时，每个有担当者都深感资源之不足。这种资源的匮乏和矛盾不断令钱老师感到苦恼，为此，他似乎更不轻易抛弃任何一种资源。于是，他会同时关注很多事、做很多事——学术、教育、乡建、时政。虽然每时侧重不同，但他务使自己的感觉、认识不被一种固定的视角拘束和遮蔽。这也表现于他不断在理想与务实、退守与进取、沉潜与呐喊、广博与专精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钱老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以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见长，而他自己的思想、实践、精神历程其实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史有分量的个案。经由其历程或可折射出当代历史的振动频率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拼搏轨迹。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论文衡史”，感谢公众号“论文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姚丹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莫伉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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